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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禮:不是在履職,就是在去履職的路上

2019-04-02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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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禮簡介:

1956年6月出生,山東即墨人,1976年3月參加工作,畢業于遼寧財經學院,高級經濟師。曾任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黨委副書記。

馬上,圍繞金融防控風險的題目,周延禮又要跟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赴外省調研了。他說,今年這樣的調研他一共要參加5次,同時還要兼顧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給他留的調研“作業”。當然,這里還不包括周延禮所在的保險領域為他留的各種任務。

周延禮,1956年生于農業大省山東。早年間受教于家學,英語功底扎實,以至于他后來的工作更多與涉外事務相關。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恰好在看CNN。

隨和,沒架子,對金融相關話題思維清晰且頗具創新性,這是大多數采訪過周延禮的記者趨同的看法。但坐到了他的“地盤”,記者還是感受到了他的氣場,或者說是一種壓力,這種壓力也可以這樣解讀———你對面這把椅子上坐著的,必須是個能在危難時以市場化手段為弱勢群體保駕護航的人。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周延禮說他沒有自己的故事,只能作為一個親歷者、參與者和關注者,說說保險那點事。而事實證明,他親歷、參與和關注的事,就是保險業在中國一路發展的大事、大勢。

社會治理好不好,百姓說了算

春暖花開,很多人吟著“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下了江南,而前不久發生在江蘇鹽城響水的爆炸,卻也炸碎了不少游客的出行計劃。周延禮一上來就強調,機會難得,我們少談往事,多談新聞。

3月21日,位于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陳家港化工園區的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發生爆炸事故,除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當地生態環境也面臨大考。據生態環境部應急中心工作人員說,此次環境應急處置的重中之重是處理爆炸產生的廢水,同時密切監控周邊河流、水系,確保未經達標處理的廢水不排到外界環境。

“我非常關心響水爆炸事故,也為此感到很沉重。痛定思痛,如果我們僅僅將其視為一場安全生產事故,這個思路就太簡單了,你必須把它視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大問題。”周延禮說到這兒,記者想到,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他的一份提案就是圍繞安全生產方面的保險話題展開的,一個核心要義是地方政府應提高運用防災減災工具的能力。

“很多地方政府希望搞GDP、上稅收、拉動就業,這些沒有錯,但也要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初衷是什么。”在保險專家周延禮看來,很多問題,你第一眼看只會覺得它是安全生產事故,但再看第二眼,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制約發展的傳統要素原先只有三個———土地、資本、勞動力。但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新的要素,比如綠水青山、人文宜居也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要發展什么樣的經濟?是質量型的經濟?還是繼續走數量型老路博取GDP?答案顯然是前者。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就要衡量,未來再去布局一座城市,我們還會不會把化工廠建在水邊?如果一座城市無法讓百姓安居樂業,那么大家就會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存疑。當然,所有的城市布局核心謀求的都是萬無一失,而一旦一失,前面的一萬可能就都無了。”周延禮這段陳述說得很快,以至于記者無法插嘴。其實我想向他提一個問題,就是在一些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的城市推進結構轉型,關鍵在哪里?

“以響水為例。江蘇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規模(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江蘇省GDP是92595億元人民幣,全國排名第2),從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產業結構調整的空間,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說就側重于調整產業的結構,使之符合五大發展理念。爆炸對百姓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因此類似這種帶有化學污染性、安全隱患比較大的產業,應盡早進行結構調整。”周延禮這樣建議。

而一個很實際的話題是,傳統產業即便存在風險卻仍然在地方上根深蒂固的原因,主要是供應鏈、服務鏈同樣存在“慣性思維”。采訪前,記者在不同場合聆聽過周延禮對于供應鏈金融應對產業發揮引導性作用的觀點,這一次,周延禮則更為直接地聚焦金融對產業發展的輔導問題。

“大項目引進,資本投入大,產值大,為社會創造了就業,但就像我們投資時常說的,高收益,也預示著要承擔高風險,要從帶血的經歷中提高城市治理的矯正能力,有賴于科學的方法。比如金融機構對企業的扶持,往往被形象地比喻為活水灌溉,但水的走勢往往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所以我常常在想,金融在服務企業時也要有輔導,體現引導性:這種引導不是簡單地告訴企業,你需要有什么抵押物,而是告訴企業,你只有符合五大發展理念,銀行才會支持你,哪怕企業當前經營困難、暫時有些壞賬,我們該支持還是要支持,絕不能抽貸;反之,對另一些高污染領域的企業貸款,好像是收益很高,但這些項目恰恰不是國家政策倡導支持的,比如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化工項目,銀行就不能賺不該賺的錢。如果要我說,建議銀行1分錢都不要貸給他們。”過去一年,周延禮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進行了很多調研,他的一個觀察是很多代表未來的新經濟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很難獲得銀行貸款。

“比如共享經濟、新型垃圾分類處理,這些都是對社會有益處但短期內不能為地方政府上GDP、促進稅收增長幫上太多忙的,對于這些企業,我認為金融機構應當放眼量風物,不要短視,要扶早、扶小。”周延禮這樣表示。

用市場化方式,矯正產業“偏航”

那么,能不能用市場化手段,把在安全生產領域的強制保險變得更為有效?

“發生事故,人去世了,地方政府可能會給每位遇難人士的家屬發放幾十萬元的賠償款。但我國一些保險公司這幾年陸續嘗試推出新的保險產品,目的之一就是一旦發生事故,我們能夠有更大的能力撫慰在安全生產第一線勤勤懇懇工作的人們。比如我了解到,一些保險公司和煤礦合作,如果發生問題,對每位去世礦工的賠付是以百萬計數的,對于在救護傷者過程中產生的費用,也是保險公司來出。”周延禮表示。

在這一過程中,周延禮也在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如何以更高的保險成本,或者說是以市場化的方式促進產業或企業轉型發展。“具體做法是促進高危行業投保,加大賠付標準。我們測算過,安全生產領域的事故賠償,商業保險賠到200萬元/人是可以做到的,但總的說來,到賠償環節,已經是事后的彌補工作了。”周延禮說,這項工作更需要在事前“開花”。

“比如企業提出保險申請后,保險公司會組織大量專家進行承保前檢驗,對風險標的進行檢查,這也是事先預防。而從安全生產的角度看,保險公司的檢驗等于又多了一道風險防控屏障,如果保險公司認為企業這個地方有風險,就會要求你要么進行相應改善,要么提高保費。同時,保險公司也會聘請第三方監理力量,以專業力量幫助企業防災減災。承保之后,這種合作和監督也一直持續,保險公司也會定期進行檢查。”但種種保障依舊難敵意外。周延禮說,事故一旦真正發生,保險就成為最后一道屏障。“以響水為例,企業一爆炸,什么都沒有了,政府賠償是最低水平,這時候就需要保險發揮市場化賠付的作用。”周延禮打算舉點例子,來說明政府與保險機構合作處置社會突發事件的重要性。

城市上了保險,西瓜有了“靠山”

2013年,浙江省遭遇了一場叫“菲特”的臺風,雖然事先做了準備,但這場臺風對寧波、余姚地區造成的影響依舊較大,余姚整個城市被淹,車輛幾乎都在水里泡著,保險行業為這場臺風賠了60多億元。

“這筆錢如果讓政府拿,談何容易?記得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是李強同志,他親自指揮救災。臺風過后,我們很多相關保險機構代表坐在一起想解決辦法,大家一致認為,保險公司在這種情況下是必須要站出來的,于是我們就決定,快速理賠,集中力量,采取“網格化救助”,將這場風災對百姓的影響面降到最低。思路確定下來之后,大家向李強省長匯報,他的第一反應是,周延禮同志這個話在理。”話雖如此,但風災過后需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保險行業從哪里下手,周延禮當即拍了板,先從被水淹的車賠起。

“汽車保險也是產業鏈,比如汽車被水泡之后先往4s店送,保險公司從4s店拿到定損數據直接理賠。”周延禮當時定的方案是網格化操作,比如在這個區域里,無論客戶投保的是哪家保險公司,都先由一家公司進行登記和理賠,緊急情況處理完,保險公司之間再細分賬目,實踐證明,這一做法效果非常好。

“菲特”臺風同樣給港口城市寧波帶來沖擊。而早在臺風入境之前,寧波市政府就為全市投保了巨災險。在這場臺風中,巨災保險對降低城市和百姓損失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清楚地記得,臺風過后的第二年,寧波市又繼續投保巨災險,結果這一年夏天雨下得很大,寧波市內澇嚴重,巨災險再一次為這座城市保駕護航。這之后,寧波一直沒有間斷過投保。我覺得從中我們可以思考一些問題,比如政府投保究竟是政府的權利還是責任?我認為應該是后者。同時,在原來省級領導班子的分管安排中,往往是排名最后的副省長分管安全生產工作,而到現在,安全生產的擔子壓在了常務副省長身上,但責任要到位,實操也得到位,為保一方平安,我認為還是要借助市場化的法子。”或許是多次助力地方政府處理這方面的事,周延禮頗有感觸。

城市運行需要保險來保駕護航,對于承載著中國人飯碗的廣大農村地區而言,周延禮的視角不僅聚焦保險,更聚焦產業鏈。

2012年7月21日,這一天的雨,讓北京人從此有點害怕下雨。一場大雨檢驗了城市應急能力,也考驗著正當季的桃子西瓜。

“721整個保險理賠案件都是我處理的。我記得那天雨下得最大的地方叫杜家坎,京石高速公路段,和我并肩作戰的是北京保監局局長丁小燕。”據周延禮介紹,保險分為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就是人命、財產,這些是保險公司一定要賠的;而為了減少直接損失而產生的間接損失,比如在救助過程中人員、設備、建筑材料出現問題,這些也都在保險賠償的范圍之內。周延禮至今記得,在“721”面前,有大量表現突出、舍己救人的普通人成為救災英雄,對于他們,保險公司也拿錢給予了獎勵。

同時,大雨也砸爛了地里的西瓜。“所幸,北京市早在2003年就探索推廣農業保險。從2006年后北京市政府決定在全市范圍內開展農業保險,時任副市長牛有成專門召開了會議推動,我也參加了這場推廣活動。2007年農業保險在全市鋪開。2012年的‘721’暴雨造成的農業損失,保險都對所有農作物損失進行了理賠,也就是從那時起,很多農民開始自覺投保,雖然保額逐年提高,但他們年年都買,出險之后,他們能夠得到快速理賠。基于這樣的良好互動,我們還形成了農業保險的大數據庫,未來這一模式也可以在全國范圍內推進。”周延禮這樣說。

在他的印象里,還有一件與農業相關的保險往事,那就是2010年,當時的中國保監會批準,在我國農業大省安徽成立省級保險公司,同時專門成立了農業保險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就是周延禮揭的牌。

“這些努力,都是希望農業產業鏈能夠更為堅韌。”由這個話題,周延禮表示,想談談農業種植那點事。

好玉米變身生物燃油,農民每斤玉米只掙2毛

由于生長在農業大省山東,所以周延禮對土地、土地上耕作的農民有著不一樣的感情。這幾年,農忙季節他常到田間地頭走走,也發現一些問題。比如,農村人口空心化,年輕人不多,土地要么流轉給種養殖大戶,要么不再人工彎腰插秧,而改成機器撒播。為了增加畝產,農藥化肥過量使用。

誠然,農業保險起到了托底保障的作用,但能不能把這張“護身符”變成“搖錢樹”?比如能不能通過保險,也引導農產品實現高質量供給?

“這是個好問題。”顯然,周延禮也在思考這方面內容。作為保險行業代言人,周延禮說保險公司承保之前,一定要下到田間地頭,進行勘查。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周延禮為我國近幾年推出的休耕試點工作點贊,在他看來,提高每畝單產很重要,其實更重要的是提高土地自我修復的能力,否則常年耕種,農藥化肥大量投入,會加大土地沙化的程度。

“推動休耕試點時,我恰好分管農業保險,為此我們還專門赴美國考察了他們休耕的做法。美國只有3%的農業人口,卻要養活97%的城市人口,因此國家對土地的投入非常大,每年對農業的補貼在100億美元左右,當然,這些錢也不是白給的,除了思考提高每畝單產數量,農民還要花很大心思去想如何保護土地。”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周延禮對此有著另一番思考,那就是地要有人種,種子也要有人研究。

“古代人的做法是,一季糧食種出來,比較好的糧食留起來作為種子用。但我們現在使用的很多糧食種子,只能種一季,沒有二代,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種業,通過種子優化,來提高農業單產。”周延禮這樣說。

回到保險話題,周延禮在調研中發現,當前農業保險要關注兩件事。

一件事是要提高每畝產量的保障金額。

“從目前的統計情況看,以小麥為例,每畝收入在1200元~1300元左右,但保費只能保到700元~800元,說白了就是,如果出現損失,農民只能拿到這些賠償,實際保障不足。”但周延禮也說,這個問題有著歷史因素。這幾年,農產品價格增速較快,主要是豬肉和糧食價格漲得很快。10年前,1畝糧食的收益是500元~600元,之后每年按10%水平上漲;豬肉價格漲的也不算慢。相比之下,保險賠付額度之所以沒有同步上漲,其實也是考慮到市場價格波動,而保險屬于補償合同,要避免有人靠著保險理賠獲利的情況發生,所以只能是支付成本,這就出現了保費倒掛的情況。這也是客觀存在的情況。

與此同時,近年來,生產資料、人工、種子價格上漲較快,一些農民將自留地流轉給了別人,原本圖的是省心,但流轉使得真正從相應土地政策上受益的不是農民,而是經營大戶。相反,經營大戶對土地的保護力度又是不夠的,如果土地是農民自己種,會越養越肥,大戶來弄,弄不好就把土地弄薄了。

另一件事,周延禮提出,要提高土地和勞動力在農業產業供應鏈上的地位。

中國人的三大口糧是大米、小麥、玉米。東北大米譽滿全球,鄰國日本為了滿足國人對壽司的眷戀,不惜高價從中國東三省購買優質大米;華東一帶的小麥經過三道精細加工,既可以成為一碗讓人愛不釋手的牛肉拉面,也可以是一盤蘇式小點心;玉米既可以吃,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成為某些型號飛機的動力來源。

“但三大口糧存在同一個問題,就是農民無法從它們的深加工中受益。即便玉米煉就的生物燃油把飛機送上天,玉米田間地頭的收購價也只有2毛錢。反而是資本方和技術方賺了大頭。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我們如何在產業鏈條中,盡量提升農民的收益份額。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就是金融供應鏈問題。農民怎樣以生產要素入股,在產業鏈分配中獲得平等的收益,這是一個大問題。我拋出這個問題,希望大家一起思考。”周延禮這樣說。

老有所養,提防因病返貧

銀發經濟,健康產業,這些都市里的老年人頻頻提起的時髦詞匯,在農村的老人聽來或許也不陌生,只不過,他們的老年生活更多停留在保障層面。

“這也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調研路上,每逢遇到村里的老人,周延禮都要停下來,拉著老人的手聊一會,仔細問一問。材料收集得多了,他也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要把農村老齡人口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我發現了兩組頗為重疊的詞匯,一個叫融資難融資貴,另一個叫看病難看病貴。企業貸款難貸款貴是老問題,百姓看病難看病貴也同樣是繞不過去的坎兒。如果解決不好,也將影響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進程。”

“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如果完全靠醫療機構,我覺得是很難解決的,必須發揮社會力量、統籌社會資源,先要推動數據銜接。而聚焦到農民養老話題,我認為核心要解決的是中等收入以下群體的養老問題,特別應該把注意力放在防止脫貧之后因病返貧的問題上。”周延禮這樣說。

不僅是養老,青少年的就醫問題同樣是周延禮關注的內容。

“前幾年,湖北有個農村大學生生病治療,前后花了110多萬元,醫保報銷50%,保險公司把剩下的問題全部解決了,對這個家庭來說,這筆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常常在想,保險解決的既是社會問題,其實也是民心問題。”周延禮同時表示,未來應大量推動醫療數字聯盟等機構,實現就醫數據共享,為患者提供更貼心的服務。

履職隨手記,做好思考題

不是在履職,就是在去履職的路上。記者還清楚地記得,有一次,為了趕飛機調研,周延禮愣是從首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口的C登機口一路小跑到D登機口。

“退休以后,很多人說,周主席您可以有一點自己的時間了,但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感覺身上擔子非但沒輕,反而更重了。”采訪進入尾聲,周延禮打開了那個在很多場合都被他使用過的iPad。這里面是長長一串關鍵詞。

“調研日記”“中美關系”“實體經濟避免加杠桿”“理財產品”“央行督導”……點開一個個關鍵詞,里面是周延禮隨時隨地記錄下的履職體會。

“特別是每次去調研,我都隨時隨地把感受記錄下來,有的時候一邊記,一邊還和身邊的其他委員交流,把他們的思考也記下來。”周延禮作著解釋。

“這里還有人生哲理和詩詞啊?”記者由此一問。

“是啊,接觸的事物越多,我越認為發展經濟領域最重要的事,有時不是交易,不是收益,而是人的自我認識、再認識。所以我愿意時刻保持學習的狀態,只有這樣,我才有可能理解更多新事物背后的邏輯,進而為經濟發展建真言,獻良策。”談及此,周延禮恰好翻出了一個關鍵詞,這個關鍵詞叫做,思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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